借鏡日本GX-ETS 共談台灣ETS 制度下一步路徑
在全球碳定價浪潮的推動下，亞洲各國的碳交易機制正加速演進。日本的「綠色轉型排放交易制度」（GX-ETS）已於今年 4 月正式由自願性參與邁入強制化階段。與此同時，台灣也計畫於 2026 年下半年試行先期排放交易制度。作為減碳時程與產業結構相近的亞洲鄰國，日本 GX-ETS 從『自願參與』跨入『強制納管』的轉型經驗，正好能為即將推動試行制度的台灣提供實務借鏡。
日本 GX-ETS 2026 強制轉型的關鍵實務與市場隱憂
日本政府推動的 GX-ETS 採取三階段演進。歷經 2023 至 2025 年第一階段的『自主參與』，當時共有超過 700 家企業響應，涵蓋日本全國逾五成溫室氣體排放量。自 2026 年（第二階段）起，制度將正式轉型為具法律約束力的強制性排放交易制度。
圖一、日本GX-ETS 三階段演進時程(南極碳自製)
此階段將強制納管近三年平均直接排放量(Scope 1)達 10 萬噸CO2e以上的企業，約有300至400家企業，涵蓋日本全國約六成五的排放量，針對21種產業採用「標竿法(Benchmarking, BM)」。GX-ETS 採「由下而上」的排放目標設定方式，以產業別標竿為基礎，依企業活動量計算個別排放目標。
第一年，企業將以產業能源效率前 50% 的水準作為BM基準。對於能源效率較低的企業，則需要透過節能改善、燃料轉換，或購買排放配額等方式降低排放；能源效率已達前 50% 水準的企業，原則上則不需要額外減排。
不過，BM 基準將逐年收緊，預計五年後提高至產業能源效率前 32.5% 的水準。隨著基準門檻提高，原先無須承擔減量義務的企業也可能逐步納入減排要求，需要進行減排或購買排放配額的企業數量將隨之增加。因此，企業除了持續提升能源效率，也需要密切關注排放配額價格的變化。若未來排放配額價格持續上升，企業為降低碳成本，可能進一步加速設備汰換、能源轉型及製程改善，長期而言亦可能促使產業結構重新調整。此外，為防止排放配額價格劇烈波動所帶來的市場風險，GX-ETS 設有價格上限與下限機制。依 2026年草案所示，排放配額價格設定如下：
· 價格上限 ：4,300 日圓（約27.82美元）／tCO₂e
· 價格下限：1,700 日圓（約11美元）／tCO₂e
自 2027年起，價格水準將依通貨膨脹率加計固定 3% 的實際價格成長率進行調整，使價格機制能隨整體經濟環境與市場條件逐步調整。價格上下限，加上美元標示。
圖二、標竿法 (Benchmark, BM)示意圖 (南極碳再製，資料來源)
除了上述「缺乏整體排放總量上限」的制度外，日本市場隨之而來的供需失衡同樣棘手。依據市場調查機構（Exroad）及產業分析預估，2026 年第二階段上路後，日本市場年需求將達 300 萬公噸，但作為核心合規抵換工具的 J-Credit 制度，目前年供應量僅約 100 萬公噸。在嚴重的供需缺口下，碳權價格預計將從 2027 年的每噸 27.6 至 41.4 美元，在 2030 年突破 41.5 美元（約 6,000 日圓以上）。雖然政策對抵扣額度設有 10% 的使用上限以維持市場穩定 ，但供需錯置引發的價格波動已不可避免。
對照日本經驗：台灣高集中度結構下的警訊與抉擇
視線轉回台灣，環境部計畫於 2026 年下半年提出 ETS 試行計畫，並朝 2028 年啟動總量管制交易邁進。然而，若將日本的實務挑戰放在台灣特殊的產業結構下檢視，便會發現台灣正面臨更為嚴峻的市場考驗。不同於日本，台灣的排放結構極度失衡，前 20 大排放企業即佔據碳費徵收對象總排放量的八成。在如此高度集中的市場實施 ETS，容易因企業惜售或無人掛牌而導致流動性枯竭，甚至出現少數產業巨頭主導市場、扭曲排放額度交易與碳價訊號的後果。
同時，日本初期未設剛性總量上限、且延後電力部門有價拍賣的經驗，也可作為台灣制度設計時的重要參考。鑑於發電業本身（範疇一）即占台灣直接總碳排放量三成以上，若台灣未來推動碳交易制度（ETS）時對發電業採取較寬鬆的總量管制或免除安排，交易市場將失去關鍵的價格支撐與交易量，導致碳價訊號無法明確形成，難以發揮制度原先期待的減碳功能。
對於碳定價仍處於起步階段的台灣而言，在轉型至溫室氣體總量管制排放交易制度（ETS）之前，若能先一步完善現有碳費機制，將能為後續制度銜接奠定更穩健的基礎。透過逐步提高碳費費率，並強化企業自主減量計畫的透明度與落實程度，台灣可先累積碳定價治理經驗。
一個健全且具減碳效果的交易制度，必須建立在明確的法規定義、完善的交易市場機制，以及嚴謹的法遵義務與罰則之上。在確保「環境完整性」的前提下，制度應具備排放總量逐期收緊的明確路徑，並靈活搭配多樣化政策工具；分階段調整策略，讓台灣未來的總量管制與交易制度發揮最大化的實質減碳成效。
參考資料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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